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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钱玄同  

2015-03-26 10:29:24|  分类: 浙江名人名作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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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钱玄同

  我与周豫才君相识,在民元前四年戊申,至今凡二十九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来往。

  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寓所开讲。(先师寓新小川汀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竹板,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莩(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荻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严谨,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同时他在《河南》杂志做过几篇文章,我现在记得的有《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篇,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我那时虽已与他相识,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

  他于民元前三年己酉回国。民国元年,他在北京教育部任佥事职。二年二月,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他也是会员之一,会中为了注音符号的形式问题,众论纷纷,不能解决。先师门下任会员之豫才、荻先、季莩、马幼渔(裕藻)四君及舍侄钱稻孙君提议,采用先师在民元前四年所拟的一套拼音的符号(以笔画极简之古字为之),会中通过此案,把它斟酌损益,七年冬,由教育部正式颁行,就是现在推行的注音符号(黎劭西君所著《国语运动史纲》第五十六及七十五页中有详细的记载)。

  二年九月,我到北平来,从那时到民国五年,我与他常有晤面的机会。他住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里(即《呐喊》序中之S会馆),他那时最喜欢买《造像记》,搜罗甚富,手自精抄,蔚然成帖。三年,他曾用木板刻所辑的《会稽郡故书杂集》。

  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被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等在四策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十年下半年)。

  稍后(记不起真确的年代,约在十年到十五年),他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十三年冬,孙伏园与李小峰诸君创办《语丝》,约周氏兄弟,王品青、章衣萍(洪熙)、章川岛(廷谦)诸君共任撰稿,故《语丝》中豫才的文章也很不少。十四年,他又与他的几位朋友(姓名都想不起来了)共办《莽原》。此外则徐旭生(炳昶)、李玄伯(宗侗)诸君创办的《猛进》中,也有豫才的文章。

  十四年夏天,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事件发生时,豫才是女师大的教员,他是站在学生一边的,被教育总长章士钊所知,于是下令免他的佥事职。十五年,“三一八”的惨案发生以后,北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倒行逆施,竟开出所谓智识界的过激分子五十个人的名单,要通缉他们,豫才也是其中之一人,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平,上厦门去教书。

  从十五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与我绝无来往。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学校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将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二四四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地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不过这以后他又到北平来过一次,我自然只好回避他了。自从他上厦门去到现在,这十年中,我除了碰过他那次钉子以外,还偶然见过他几本著作(但没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对于他实在隔膜得很。

  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旧戏、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小脚……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我读豫才的文章,从“河南”上的《破恶声论》等起,到最近(二十五年十月)“未名书屋”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止,他所持论,鄙见总是或同或异,因为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都要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他。

  至于我对豫才的批评,却也有可说的:①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的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②日前启明对我说,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总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实在是豫才辑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即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暗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③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此三点,我认为是他的长处。

  但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①多疑。他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②轻信。他又往往听了别人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止大骂。③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以上所说,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实,我与他的关系,我个人对他的批评。此外我所不知道的,我所不能了解的,我都不敢乱说。


   注:周豫才即鲁迅先生:鲁迅(1881925日-193610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后改为豫亭,浙江绍兴人。


  钱玄同{18879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939117},浙江吴兴人(今浙江湖州)。原名钱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1906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并在章创办的《教育今语》上发表文章。1910年回国,在浙江海宁、嘉兴等地教中学。辛亥革命后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寄陈独秀》、《寄胡适之》等许多文章,积极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封建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同年参加教育部国语研究会。1918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多次约请鲁迅为《新青年》撰稿。同年写作的《尝式集序》对于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19年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从此潜心于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硕果累累。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3年参与创立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钱玄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以文字音韵学见长,但又是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编辑家、文化改革家,有着多方面的造诣。其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及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异母兄钱恂,号念敂,清末历任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嫂单士厘,随钱恂出使各国,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钱玄同幼受家教,熟读传统经籍。1903年冬,受《苏报》案影响,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4年与方于笥(青箱)等人创办《湖州白话报》。1905年冬,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次年,结识章太炎,成为章的崇拜者,主张“保存国粹”,“光复旧物”。1910年,协助章太炎、陶成章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批评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欧化”倾向,以白话讲述中国的文字学、经学、诸子学等方面的知识。同年,钱玄同归国,先后任教于湖州、海宁、嘉兴等地的学堂。1911年春,拜见今文经学者崔适,自此,崇信今文经学派。后来尊崔适为师。192411月,钱玄同与周树人、周作人、顾颉刚等共同发起创办《语丝》周刊。当时,适值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被逐出故宫,钱玄同曾在该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等文,坚持民主、共和立场,认为中国出路在于接受“全世界之现代文化”,而不是“复兴古人之精神”。《语丝》出版后,迅速风行,成为《新青年》之后北京的又一名刊。1925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的风潮,钱玄同曾与周树人、周作人、马裕藻等共同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

  钱玄同一生用力时间最长、用功最勤的是“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运动。1917年间,钱玄同曾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同年,参预审订吴稚晖主编的《国音字典》。1919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同年,与胡适等共同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在推行“国语统一”的同时,钱玄同又提倡世界语,鼓吹汉字改革。1920年,钱玄同撰文提出减少汉字笔画的建议。1922年,任汉字省体委员会首席委员。同年,国语研究会出版《国语月刊》,钱玄同利用该刊,积极提倡“汉字革命”与“国语文学”。19254月,章士钊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创办《甲寅》杂志,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钱玄同坚决反对文化界的昏谬和倒退,愤而与黎锦熙等创办作为《京报》副刊之一的《国语周刊》,钱玄同宣称,要与“僵尸”、“魔鬼”决斗,“拚个你死我活”,同时,提倡“丰富的、美丽的、新鲜的、自然的”民间文艺。同年9月,《新青年》旧日同人刘半农自欧洲归国,组织语音学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均成为会员。该会研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611月公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为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之一。1928年,钱玄同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任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委。1931年,兼任教育部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同年,《国语周刊》在北平《世界日报》复刊。1932年,钱玄同耗费多年心力主持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1933年,与黎锦熙分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钱玄同是爱国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虽潜心治学,但仍关怀时事政治。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钱玄同发表文章,主张一面“反抗帝国主义对于我国施加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面积极“唤醒国人”,“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来给咱们建国”。1933年,日军突袭山海关,华北危急,钱玄同痛感于日本侵陵,而自己缺乏“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曾谢绝宴饮。5月,傅作义所辖部队在北平近郊抗战。事后,胡适以白话为该部队牺牲将士墓撰写碑文,钱玄同为之书丹,反映出他们二人共同的爱国热情。1936年,与北平文化界七十余人联合签名,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自1929年起,钱玄同即患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1935年,右目患视网膜炎,身体日衰,但他仍作文自勉,声称“一个人,无论事功和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师大迁往陕西,钱玄同因病留平。他托人寄语随校西迁的老友黎锦熙,宣称决不“污伪命”。1939117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52岁。其生平著作,近年已辑为《钱玄同文集》出版,但并不完整。

钱玄同在古越藏书埋头苦读之时,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徐元钊的长女徐婠贞,在父辈的撮合下,这对有情人成了眷属。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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