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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美的国民》--戴季陶  

2015-03-31 08:29:18|  分类: 浙江名人名作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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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美的国民

戴季陶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礼是什么,就是社会组织的制度。社会不能不有组织,组织不有制度时,他的组织力是不确定的。人类的生活,决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他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我想要于论日本人信仰的生活之后,接着论他们的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质,也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原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须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性是生命的起点,所以“美”的表现,更常常和性的生活成密切的关联。这一个事实,我们尤其是在禽类的形态声音当中看得最亲切。雌雄竞争最剧烈的鸟类,他的声色美特别比竞争不剧烈的鸟类彰著。在人类当中,美术进步而普及的民族,也就是创文化能力最大的民族。

    我们并且看得见,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最明白一点不容假借的,是在他的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同是一个宗教,传到异民族的社会里,它的性质,完全会变了一个。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不单宗教如此,宗派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禅宗,无论僧侣居士,都完全不相同的。中国的禅和尚禅居士,不是晋人的清谈,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参微妙,不借修为为口实,伪造禅机欺骗大众。日本的禅和尚禅居士,何尝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虚伪。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剑术的最高的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艺术生活上,看出的特质,也是多极了。他的特质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点是优美闲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前者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后者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如果用时代来说,前者是武家时代的习性,后者是公家时代的遗音。就地方来说,前者是表现东国和西南国的短衣,后者是表现京都的长袖。固然这种分别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横的交通、纵的遗传的变化,经过很长久的时期,已经由混合而化合,造成了一种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这一种日本趣味,很不容易以言语形容,也不容单讲一两点所能概括。然而我想称赞他一句话,就是“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她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他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满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伟大祟高,也不足比中国诸名山。不过他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是供人们的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离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她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褊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他一般的缺点。日本人一与中国人交际,最令我们感觉不愉快的,就是这一个性格。然而决不是一、二百年乃至三、五百年所能变革的。日本人这一个民族,至少也有了二千几百年的历史。他在这二千几百年当中,不断地受着气候、地理、历史的感化陶融,连好带破,成了今天这么一件东西,好是他的习性,坏也是他的习性。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知道的,不是他的好坏,而是他是什么。一个民族在信仰生活和艺术上面,长处短处,都是不容易抛弃更变的。我们看许多亡了国几千年的民族,乃至移转了几万里的民族,而至今仍旧能保存他多少古代艺术的面目和审美的特性,如果具备这一种能力的民族,她的保持民族质量的力量,都具备相当的伟大。并且我们要晓得一种特殊的美术的成立,必定是要经过很长的年月,很多种类、很多次数的文明混合。而在调和和创造的上面,又必须保持着一种或数种民族要素的纯洁性,尤其最要紧的是她的血统的纯洁性,然后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烂熟期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美术。日本的美术构成的成分是很多种的,中国美术和印度美术,不用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尤其要紧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微对中日两国的美术有过一点经验的人,无论是对于哪一种的作品,或是音乐、或是绘画、雕刻、盆栽、插花、书法,都能够一眼便看出它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这一个特点的发现,比之发现中日两国人身体面貌的差别,尤其容易而确实。正好像中国书法中,个性特质的表现一样。一千个学王羲之的人,绝对是一千个样子,各人的异点,是一点也不能隐藏、不能虚饰的。

    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这恐怕是的确的批评罢。我们走到中国的农村去,看得见的美术,只有一块石头上画着头大于身的土地神,一块木头上刻着的财神、五通神、三官大帝、关老爷神像的壁画、门神、门钱,红色的春联上写着文不对题而又别字连篇的联句,甚至除了安放一块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的社坛。但是这些地方我们还能够从千篇一律毫无自然美的陶融人造美的创造当中,体察出一种素朴的意义来。城市里面那些阔家的不透日光、不适空气的四方五平的建筑,和花园里很辛苦地盘制出来绿叶中显出白人头来的花神盆景,乃至瓦房里面挂着什么草堂,城市里面刻着什么山馆一类的匾额,名副其实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园林构造,这许许多多名堂,我们在日本是绝对看不见的。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决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决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决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传的宗教。所以由统一的典章制度和学术的宗教信仰两种很艰深的文化成熟起来的艺术,是贵族的专有品。从种种方面看,我们都认识得出他们的内容决不浅薄,形式也决不鄙劣。然而范围是很狭隘而气力是很微弱的。到得这一个文化烂熟了,便发生本身的破产。公家制度的衰颓,就是他文明腐化的证据。很像中国建康临安时代的金粉文明,一样是充满了亡国败家的气象。于是政治上的统治,当然不能维持而变为群雄争伯的时代。制度文物在杀伐争战的当中,黑暗了几百年,直到得太阁统一群雄,家康继承霸业,丢开了腐败堕落的西方,在荒野的东海之滨,造出一个簇新的江户文化,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要看得见日本文明的建设,是在很低级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工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这一种建设,当然不容易使民众咀嚼得来的。由统一的公家制度变为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很像是开倒车。其实把当时日本社会组织和文化普及的范围看来,便可以晓得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各地方需要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所以后来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从前垄断在京畿一带地方少数贵族手里的文化,普及开来。就艺术上,在德川中叶以后,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的发达兴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观。而且这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艺,都含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情趣。同时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当作骨子。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研究他的现象和因果,是日本史上一个最专门而且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作详细批评的能力,也没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这一个注意点来,要大家十分注意。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人生的重要生活条件,中山先生举出五样,是食、衣、住、行、印刷。这一个分类,是就产业为主的分类法。便以此着想,无论哪一样,都要是不仅只有,还要美,不仅只要美,还要不断的要求美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生才是一步一步向上的人生。如果有了蕃薯吃,便永不再想吃米麦;有了棉布穿,便再也不想丝织;有了茅屋住,便再也不想高大华屋;只要披荆斩棘的走得通,便再也不想造路;有了雕刻黎枣的印刷术,便再也不想机器印刷。这种生活意识,说什么文明,说什么进步呢?并且在道德生活方面,好美的关系更大极了。一个人要求道德生活的进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样的。不懂得好美的人,决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即使有一种要求,也是很空虚、很错误的。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

    所以我论日本民族的特点,和寻他所以能发展进步的原因,第一我确实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保守的人,他真能顽固到用性命去维持他所要保守的目的物。革命的人,他真能够把生命财产一切丢开,努力作前进的战斗。日俄战争时候他们那一种肉弹的精神,无非是信仰力的表现。第二个特点,我就举出好美这一件事来。这和信仰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能够发展。只要这两个力量不消失,民族决不会衰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呵!


 戴季陶(189116日-1949211日),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政治家、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日本论》、《学礼录》等。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回国,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夏,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五四运动后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19205月,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4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11月随孙中山北上。192567月间,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及后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192810月─19486月)。原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8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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